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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上]
发表时间:2016-04-30 来源:www.zhuna.cn 浏览量:1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从城市的视角切入研究古代通俗小说。从宋元到明清,对东京(开封)的叙述,构成了一个通俗小说的系列,是为“东京故事”。本文主要对这一故事系列的发展脉络做出梳理,并对其文化意义加以简要阐发。

    古代小说与城市的关系殊为密切,城市影响小说,小说反映城市,北宋都城东京在宋代及以后的通俗小说中多有反映,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东京故事”。“东京故事”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故事主题,如果说在宋代,是以伤逝和怀旧为故事主题,以浓墨重彩的正面描绘作为表现方式,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对“东京故事”的两种叙述方式,一是对北宋东京故事的虚化表现;二是随着明清开封城市经济的复苏,产生了具有较大影响的世情写实性作品。下面我们对这一东京故事系列及其文化意义加以探讨。

一 故都之思:宋元话本中的东京梦华

    宋元话本乃是宋代城市生活的产物,它源于城市,是市井平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宋代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中就真实地展示了宋代东京街市上,民众聚集听说书的画面。从画卷上观察,长街上“王员外家”对面的屋檐下,就聚集了许多听说书者,而在不远的“孙羊店”侧,俨然又有一位盲艺人在说书,区区几十步之遥,就有多个说书艺人的身影,这充分说明了说书活动在当时的兴盛。在这些说话的实践中,出现了一大批的文字底本,这些宋元时期的话本反过来对宋代的城市生活做了形象生动的反映。在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以东京为背景或与东京密切相关,反映了东京的城市景观、风俗习惯、世情生活等,主要作品有《宣和遗事》、《张生彩鸾灯记》、《红白蜘蛛》、《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简贴和尚》、《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金鳗记》、《勘靴儿》、《张主管志诚脱奇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 ① 。

    北宋末靖康年间,金兵南下,东京沦于金人,北宋灭亡。当新的王朝在临安安定下来时,追思繁华旧都的主题弥散在大量的宋元话本中,成为一种无法排遣的时代情绪。

    南宋人追忆东京风物,多见于当时的笔记和小说。周 火 军 记载:“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一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 ② 一些话本故事则以“他乡遇故”的角度,强化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深广之思。《郑意娘传》处处表达出深切和哀怨的故都之思,那种愁绪在话本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这篇话本写的是靖康之难后,东京人四散流落,一个名叫杨思温的流寓在燕山。甫经丧乱,故园难忘,在作者的口中,杨思温的眼里,人、物、事无不带上了东京的色彩,话本写元宵道:“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每年燕山市井,如东京制造,到己酉岁方成次第。”正如小说中所写:“一轮明月婵娟照,半是京华流离人”,此间所遇也多有东京乡亲,杨思温至昊天寺遇一行者,“听其语音,类东京人”,复一询问,“乃大相国寺河沙院行者。今在此间,复为行者”。再看话本中的燕山大酒楼秦楼,其摆设格局“便似东京白樊楼一般”,恰巧的是,酒楼的过卖(伙计),“却是东京白樊楼过卖陈三儿” ③ ,在这种他乡遇故,却人是物非的描述中,很典型地传达出思念故都的悲哀。

(一)城市标志性建筑

    在南宋人们的追忆里,东京风物中最让他们魂牵梦萦的是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它们频频在话本中出现,对于移民来说,它们就代表着东京,它们是金明池、樊楼和相国寺。

    首先要说的是金明池。东京城外有许多皇家和权要的园林别墅,其中以金明池名声最著。《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

    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 ④

    金明池成为满城男女喜往游赏的去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有语:“即今清明时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阗,游人如蚁”。《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当时清明节候……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张小员外也出去游玩……”。金明池是宋元话本中爱情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入话:“从来天子建都之处,人杰地灵,自然名山胜水,凑着赏心乐事。如唐朝便有个曲江池,宋朝,便有个金明池,都有四时美景,倾城士女王孙,佳人才子,往来游玩。天子也不时驾临,与民同乐。”正如唐时的青年士人总是在曲江附近遇见淑女佳人,宋元话本所描写的市井子弟的艳遇则多在金明池边,周城《宋东京考》卷十引《归叟诗话》:“王荆公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⑤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主要即写范二郎与周胜仙的爱情故事,“时值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那范二郎因去游赏,见佳人才子如蚁。 行到了茶坊里来,看见一个女孩儿,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由此展开了一段市井的爱情故事。

    《警世通言》卷二十《计押番金鳗产祸》写的就是计押番在金明池中钓上一条金鳗,结果招来灭门惨祸。在这里,金明池是故事发生的起因,成为推动故事的关键。从这则故事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些其它的信息。在金明池边垂钓、捕鱼,当是东京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内容,据《东京梦华录》卷七:“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 ⑥ 另外,这里主要写的是金明池中金鳗作祟故事,其实,有关金明池多有灵异传闻。周城《宋东京考》卷十引《紫桃轩杂缀》就记载一金明池龟的故事:“宋太祖时,或诣司天监苗光裔卜。苗为布策成兆,曰:‘将有迁徙。’曰:‘损丁乎?’曰:‘无妨也。’苗疑之,执其裾问为何物,其人不得已,对曰:‘我金明池龟也。今朝廷广池,将及我穴,恐见杀,故来问耳。’苗颔之,即以奏闻。” ⑦ 由于金明池对东京人有着重要的意义,东京人对它是如此看重,以至于将它神异化了。

    其次是樊楼。“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这是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开篇的描写。樊楼之富丽高峻,在当时极为著名。《赵伯茶肆遇仁宗》:“将及半晌,见座酒楼,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楼,有《鹧鸪天》词为证:‘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  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樊楼又名丰乐楼,《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曰:“宣和间,(樊楼)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樊楼之所以声名极著,还与误国的徽宗有关。《宣和遗事》后集:“樊楼乃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取登楼。” ⑧ 由此引发的感叹,其意义也就深沉隽永得多了,如《宣和遗事》后集引刘屏山《汴京杂诗》:“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⑨ 就是如此。

    另外,在东京城里有许多寺院,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相国寺。相国寺在宋元话本中不仅是游人观瞻、烧香礼佛的去所,如《简贴和尚》:“(皇甫松)只得勉强着一领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 ⑩ 由于游人来往众多,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赵正、王秀等闲汉和生意人就于此出入频繁,故可谓东京商业贸易的重要场地。《燕翼诒谋录》卷二:“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11 《麈史》卷下:“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寺’。”12

    相国寺也称“相篮”,话本《张生彩鸾灯记》的入话写张生于东京元宵拾得一块香帕,约请“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篮后门一会”13 ,在这里,巍巍的佛寺被充分世俗化,成为了浪漫爱情上演的舞台。

(二)商业、娱乐和习俗

    宵禁的废弛,坊市制瓦解,促进了东京的城市繁荣。《东京梦华录·序》描写北宋末期东京时说: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14

    这可以说是对东京城市繁荣、人文鼎盛的总体概括。

    到了北宋末年,城内外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尤其是宋元话本里提到的东京城里的“铺席”,从中足可见出城市繁荣之一斑。《张主管志诚脱奇祸》:“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这张员外的“门首是胭脂绒线铺,两壁装着厨柜”15 。与此相参对的是《郑节度立功神臂弓》(胡士莹先生以为宋元话本)中的记载:“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

    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这里所描 写都应是东京“铺席”的景象。

    对于“界身”和“铺席”,《东京梦华录》有较详细的描述,据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是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行。高头街北去,纵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疋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16 这无疑是东京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之一,商品之繁富,令人咋舌。

    与商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勾栏瓦子。在城市集市的设置上,宋代逐步形成了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城市娱乐活动带动了相关服务性行业,促进商业贸易,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集市。我们来看话本中的有关描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到闲汉赵正骗到衣服以后,“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包大尹差人捉盗墓贼朱真,“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

    宋元时颇为兴盛的勾栏瓦舍在五代时已有了,《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谭正璧先生以为宋元话本)就写到了后周太祖郭威在当时东京的瓦舍里厮混的情况,“这郭大郎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里看,杀了勾栏里的弟子,连夜逃走。”17 就瓦舍的设立,我们可以从五代上溯至唐代,从中看出唐代城市娱乐活动所造成的影响18 。唐人已经在长安朱雀大街的空地上建造彩楼,进行各种曲艺活动的比试,《乐府杂录》就有琵琶能手之间比试的记载,另外长安的戏场集中于慈恩寺、荐福寺等地,也应该是在寺院前的空地上进行表演。宋时的勾栏也应始自街头空地上临时设置的戏场,比如,在南宋,没有固定场所的表演艺人,即所谓“路歧人”,就是在路边空地上开展表演的。临安“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歧人在此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闲地段,多有作场之人。”(《都城纪胜·市井》)勾栏最初创立时,也应有这一阶段,然后逐步发展并固定下来,最终形成“瓦子”的规模。

    北宋开封瓦子以东角楼最为集中,其他如曹门外、保康、旧封丘门、大内西等均有大型瓦子,诸多瓦子中又以桑家瓦子最大、最著名,这在前文提到的话本里有较多的反映。《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可见当时瓦舍繁富的景象。

    城市娱乐和习俗总是结合在一起,以节日习俗而言,则以元宵节最为引人注目,由于早在唐代,元宵夜就被解除了宵禁,在这一时间里,城市生活的自由空间和时间被无限制放大,因此在历代小说中,元宵节描写总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宋元话本中,东京的元宵节更是被极力突出和渲染。

    宋代的元宵节制度比之前代,更显宽松。《燕翼诒谋录》卷三:“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又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19

    如果说《郑意娘传》中对元宵的描绘总是处于追忆中,其他话本对此则有大量的正面描写,《戒指儿记》:“不觉时值政和二年上元令节,国家有旨赏庆元宵。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罗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人人都到五凤楼前,端门之下,插金花,赏御酒,国家与民同乐。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万姓歌欢,军民同乐,便是至穷至苦的人家,也有欢娱取乐。”20

关于元宵的扎鳌山、赐御酒、撒金钱在《宣和遗事》前集中也有描写:“东京大内前……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一十六丈,阔三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有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那看灯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再如撒金钱,那四个贵官“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21 ,云云。除了宫廷主持的 元宵活动,一些贵官豪族也纷纷缚鳌山,放烟火。如《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写到“王招宣府里抓缚着小鳌山”,张员外宅“添许多烟火”22 。

    总而言之,宋元话本中的这些情节化和非情节化的记载,折射出东京的富丽和繁华,同时在追慕中多少带着韶光不再的失落感。

二 追忆与象征:明清时期东京故事的虚化表现

    小说家对东京故事的热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明清时期的作者仍然习惯于讲述北宋时的东京,由于时代毕竟久远,他们对东京景象的书写呈现出虚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正面描写东京的城市景观,但不能做到真实和详尽,只是继承以往的小说传统。二是极少对东京的正面描写,城市隐入小说描写的背后,作为一种象征,它的王朝政治中心的意义被凸现出来。

    我们先来看前一方面。明清小说中多有对东京的泛泛描写,比如《三遂平妖传》第一回介绍北宋东京:“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23 就属于概括式的套话,移用至其它城市也无不可。写东京生活则如《喻世明言》卷十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柳永在东京之遭遇,“东京这班名姬,依旧来往。耆卿所支俸钱,及一应求诗求词馈送下来的东西,都在妓家花消。”24 小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东京妓女生活的特异之处,而是有关柳永的风流故事。

    与北宋东京有着密切联系的还有明清时的杨家将故事系列,东京作为北宋政府的所在地,是宋君臣包括杨家将等人活动的重要地点,但是对东京的正面描写并不多见,如《杨家将传》第十四回:“却说太宗以边境宁静,与臣民同享太平之盛,因下诏赐京师百姓饮酒三日……至期,太宗亲自与群臣登丹凤楼,观士民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设音乐,作山东旱船,往来御苑。至开封诸县及诸军,乐人排列于通路。音乐齐奏,观者满城,富贵无比。”这里描写了东京的一次由皇帝发起的庆祝活动。而这类描写极少,绝大多数情况则是如“杨业得旨,即日率兵就道,入汴京朝见太宗”,“且说刘青不数日来到汴京,先报知枢密院”之类,东京只以一个简单的地名出现25 。

    这类虚化描写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明清间盛传的包公故事。在明清时期,包公故事获得了广泛的流传,正如民间所传闻的“开封有个包青天”那样,包公的身份大都被定位在开封府府尹这一官职上,因此明清小说中包公故事总是无法回避东京开封府这一历史情境。明代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就是一部汇集了包公断案种种传闻的短篇小说总集26 ,其中绝大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开封府所辖的地区里,如“东京判斩赵皇亲”,“东京判决刘驸马”,“汴京判就胭脂记”等等,对北宋开封府的情况也有零星的描写,商业方面的情况如第十一回,柴胜之父劝其往东京经商,说“吾闻东京开封府极好卖布,汝可将些本钱往松江收买几挑,前到开封府发卖,不消一年半载,即可还家矣,岂不胜如坐守食用乎?”再如第十六回:“话说江西南昌府有一客人,姓宋名乔,负白金万余两,往河南开封府贩买红花”。也有写及东京风俗的,如第六十二回写河南任城人郭华在东京与胭脂铺女子月英相遇,“约以正月十五夜,相会于相国寺”。文中还有词描绘东京上元景致,所谓:“光阴指,不觉上元节至,游人似蚁,千门万户,花灯装起,韶华天付与,共赏六街三市,月光如水,看蓬莱仙侣,鳌山降满瑶池。”这已算是全书中正面描写东京的难得文字了,其内容也不过是说话人的俗套。

    总言之,“百家公案”故事之所以背景虚化,一方面由于故事本身的叙述即较为简略,又侧重于公案的情节内容,所以虽然偶然涉及东京世情,但又不暇展开,所以正面描写的内容不多。另一方面,由于包公故事多有采集前代说唱本、杂剧的内容,如《百家公案》有十三回故事,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为同一系统,有时在两书中使用的词句都完全一样,明显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直接的继承关系。再如《百家公案》中的“汴京判就胭脂记”,主要是吸取了杂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南戏《王月英月下留鞋》和传奇《胭脂记》的故事内容27 ,由于这类表演曲目本身不注重场景表现,《百家公案》也只是继承了故事情节,因此造成故事背景的虚化,而此后的《龙图公案》、《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之类就更为简略了。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说,包公故事中的东京背景,始终处在遥远的追忆中若隐若现,更象是一种小说传统的继承,而与写实没有多大关系。

    至于虚化表现的另一方面,我们从《宣和遗事》—《水浒传》—《金瓶梅》中东京故事的承袭,可以看出东京怎样从一个世俗化、享乐化的都城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强权的象征。《宣和遗事》写的就是宋徽宗如何纵欲逸乐,以至误国的故事,写徽宗如何不惜民力,采花石纲,建造艮岳;写东京元宵节的穷奢极欲,粉饰太平;写徽宗与名妓李师师相好,常常夜宿民家而不上朝,有时甚至两人在樊楼上对饮,禁止百姓登楼等等,都是正面的实写,取材于《宣和遗事》的《水浒传》,也保留并发展了其中的部分故事。

    《水浒传》中与东京相关的故事不少,但在鲁智深相国寺出家、林冲被诱误入白虎堂、杨志东京卖刀等故事中,东京的背景显得极为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出人意料地描绘了东京的一些城市面貌,其文曰:“来到城门下,没人阻当,果然好座东京去处。怎见得:‘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逶迤按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境。山河形胜,水陆要冲。禹画为豫州,周封为郑地。层迭卧牛之势,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象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霭霭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照楼台。’”28 也写到了东京的元宵,甚至包括元宵节内殿禁苑的侍卫制度。“那王班直道:‘今上天子庆贺元宵,我们左右内外共有二十四班,通类有五千七百人,每人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着‘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勾如内里去。’”29

    而这回文字另一主要内容却是梁山好汉大闹东京,写李逵痛打杨太尉,放火烧房,好汉们杀出小御街,梁山的五虎将、一千马军在城外接应。如果将这些内容与东京的城市景观对应来看,作者似乎有意识地描写了两种力量的对立,一种是以巍然的城池,森严的禁苑为象征的封建王朝的政治专权,而另一种则是来自民间山林的反抗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京的有关描写,一些程式化的语句如回前“州名汴水,府号开封”的那段赋体文,比如文中对元宵节的描写,都只是起着烘托东京政治中心气氛的作用,而并非实写。

    从《水浒传》中一些情节中脱化出来的《金瓶梅词话》,将东京的这种政治象征表现得更加充分。《金瓶梅词话》中共有三回文字写到东京,第十八回写“来保上东京干事”,由于宇文虚中上参本弹劾蔡京、杨戬等,而及于他们的走卒陈洪、西门庆等,西门庆慌做一团,急忙派遣家人来保往东京打点,那来保“饥餐渴饮,带月披星,有日到东京,进了万寿城门,投旅店安歇”,向当朝右相李邦彦献上五百两金银,李邦彦大笔一挥,将“西门庆”改作“贾庆”,就这样使得西门庆逃过一劫。到了第三十回,西门庆派来保向太师蔡京送上生辰担,蔡京接受重礼之后,送给西门庆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于是霎时间,西门庆由一个只是以暴发出名的土财主变成了掌握一方生杀大权的理刑官。小说中对东京几乎未置笔墨,但是东京作为巍然的政治中心,却始终存在于幕后,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对西门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着西门庆的性命和前程。最后一次是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亲自往东京庆祝蔡京的寿诞,此刻的西门庆在清和县乃至山东都是如日中天光景。封建政治的特权扶助西门庆攀上了人生的最高点后,东京意象开始淡出西门府,五十五回后的西门府开始遭遇种种灾难。显然,与前一种情况注重文字表述层面不同,后一种情况的虚化更注重内涵意蕴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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