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陵前的诉说 “焦书记啊!俺又来看您了,今天不同往常,今天是国庆节,俺得跟您聊聊,新中国成立55年来咱兰考变化可真大!”10月1日,兰考县红庙镇双杨树村的老支书吴佰军又来到了焦陵,老支书站在烈士墓前诉说着兰考县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吴佰军告诉记者,兰考县的变化不但实现了焦书记当年的愿望,有许多变化就连焦书记也没想到。“当年的1号风沙口如今成了初具规模的石油城,这些年兰考县城的面积比原来大几倍。你看那漂亮的街道,还有那么高的楼,真是一年一个变化啊!”看到吴支书同记者交谈兰考县的变化,到焦陵参观的几位老人都围了上来。一位老人说:“变化最大的还是咱农村,过去咱们去讨饭,现在咱兰考的小麦吃都吃不完,听说还出口到国外呢!咱们农村如今家家都有了电视机,还安装了电话,这过去你敢想啊!”“发展当然快了,光高速公路就有两条从兰考过,交通发达变化就快嘛!”吴佰军说:“当年焦书记除‘三害’时号召群众栽下的泡桐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兰考县许多大的民营企业都是通过加工出口桐木板材带动一大批人致富,兰考的泡桐树可真是兰考人的摇钱树。”一位名叫刘源广的老人今年83岁了,他与焦书记同年生,刘源广老人说,老焦要是活到现在该有多好,现在的老人生活好,医疗有保障。正好记者手中有一组数字能够量化老人们的感觉,去年兰考县粮食产量达到了32.5万吨、棉花4.1万吨、油料2.8万吨,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兰考县的小麦育种专家沈天民培育的优质小麦亩产720.8公斤,创下了黄滩麦区的最高纪录。 刚刚围上来的刘大爷说,这几个月他每天早上到五干渠旁边的健身器材活动中心锻炼,感觉很好。一旁有位老大爷说,他在家中听孙女谈古筝比啥都强。吴佰军对大家说,收秋过后也出去转转,吃不愁,穿不愁,趁胳膊腿听使唤赶快出去转转。 正如老人们所说的,如今兰考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兰考县新的领导班子继续弘扬焦裕禄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兰考县的工业经济已成为兰考的亮点。招商引资工作成绩显著。兰考人正在以昂扬的斗志谱写着兰考腾飞新的篇章,兰考人将会给焦书记诉说更多的惊喜。 (记者 赵璟韬) 镇河铁犀作证 10月1日上午,记者在开封市河务局办公室副主任潘佳良的引领下,出开封城北门东北行3公里,到达郊区北郊乡的铁牛村。在村东北隅黄河故道旁的一座院子里,蹲着一只浑铁怪兽,坐南向北,独角朝天,双目圆睁,神态逼真。这就是500多年前河南巡抚于谦铸造的铁犀牛,俗称镇河铁犀。 镇河铁犀反映了古代开封人征服黄河的愿望,也是人民治黄50多年来黄河岁岁安澜的见证。站在铁犀前,记者思绪万千。据史料记载,自金明昌年间黄河全部南徙夺泗入淮以后,黄河开始流经开封市境内,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前,黄河在开封市辖区内曾决口338处,开封城15次被水围困,4次被洪水淹没,造成惨重损失。 人们曾认为河患是水怪作祟,在城北堤下建回龙庙,铸铁犀以镇水怪。可是,铁犀不但没有镇住滔滔黄河,自身也多次被洪水淹没。明末黄河决口,冲塌了回龙庙,淤没了铁犀。清顺治年间,农民耕地将其挖出,重建庙宇,更名为铁犀镇河庙。清道光年间,黄河决口张湾,庙毁犀沉,仅露独角,被再次挖出。百年后,河患又起,碑亭庙宇荡然无存,铁犀再次湮没于落沙蔓草之中。 镇河铁犀作证,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治黄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以防为主、防重于抢”的指导思想下,宽河固堤,加强堤防建设,修建控导护滩工程,进行河道整治。新中国成立以来,依靠堤防和人防,开封人民先后战胜了上百次5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峰,其中1万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峰12次。特别是战胜了1958年花园口站223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这是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1982年又战胜了153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2003年10月,再次取得黄河兰考段抢险救灾的决定性胜利,确保了黄河岁岁安澜,使解放前夕“三年两决口、十年一改道”的悲剧不再重演。 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同时,开封人民积极开展引黄兴利事业,先后建成黑岗口、柳园口、三义寨、赵口4处引黄灌区,灌溉面积200多万亩。引黄灌溉后,使那些沙荒、盐碱、水坑洼地变成了肥沃良田。郊区水稻乡南北堤村,村民世代居住在一道狭长的废堤上,村旁是历史上黄河决口留下来的大潭坑,只长蒲草。当地群众过去“家住南北堤,户户门朝西,妇女编蒲包,男人捞虾米”,生活十分贫困。现在,经过灌淤,200多年前形成的大潭坑变成了2000多亩肥沃土地,种上了水稻,人们丰衣足食,喜奔小康。 (记者 任青山) 抚辰楼抒怀 1541年中秋,吃罢晚饭,杞县知县蔡时雍携夫人及众多官员登上县城的最高处——县衙门前高10多米的钟鼓楼赏月。酒意渐浓,抬头看看月亮离自己越来越近,似乎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蔡时雍顿时雅兴大发,脱口而出“抚辰”二字,其夫人和官员伸出大拇指叫好,于是,钟鼓楼便自此改名抚辰楼。每逢重大节日,杞县历代官员便会登上全县的最高处——抚辰楼,“触摸”日月星辰。后来,抚辰楼便成为杞县的象征。 旧社会的杞县,人民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频繁的战乱以及众多的匪患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 新中国成立以来,杞县百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昌盛的“金杞县”。 ——县城建设日新月异。“尉氏的路,通许的楼,到了杞县就发愁。”这句话形象地说出了杞县县城交通的不便。1991年,为了便利群众的出行,杞县开通了两公里长的金城大道,县城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杞县投资628万元对西关大街进行了改造,投资30万元完成了莱远南街的治理改造,投资180万元,对金城大道、建设路、振兴大街、银河路、工业路等进行了绿化,为县城新增绿地面积2.2万平方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美化了县城人居环境。随着道路的加宽改造,楼房也建得越来越高。如今,站在抚辰楼上,你已成了井底之蛙,四周高楼林立,商铺一家连着一家,抚辰楼已成了真正的名胜古迹。 ——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近年来,杞县农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现已建成45万亩大蒜生产基地、25万亩辣椒生产基地、24万亩花生生产基地、6万亩菜花生产基地、5万亩胡萝卜生产基地、3万亩芦笋生产基地和100万袋香菇生产基地。建成23个高效示范园区和24个农副产品交易市常2004年2月,杞县与中国农业大学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签订了合作协议。杞县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兴建的集研发、蒜种培育、深加工、销售、检测和示范带动于一体的大蒜产业城已开工建设。 ——发展环境大大优化。近年来,杞县牢固树立“让客商发财、求自己发展”的招商引资新理念,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给外来投资者创造出了一个干事创业的好环境。 (记者 刘永喜) 岁月沧桑睹变迁 细雨绵绵,秋风微拂。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尉氏县建设路南段,北宋太平兴国寺塔像一位矍铄的北宋老人屹立于夜色之中。1000多年来,太平兴国寺塔就这样俯瞰着这座县城的荣辱兴衰、喧闹繁华…… 尉氏古称尉州,据史料记载,早在8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历史的厚重必有厚重的文化,文化的厚重则孕育出文明、繁荣。标志性建筑——太平兴国寺塔在一个又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见证了这一切。 太平兴国寺塔这位北宋老人看到了解放前尉氏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县城道路坎坷、建筑破败…… 1948年,随着尉氏县人民将猎猎作响的红旗插在尉氏县城的上空,这位北宋老人看到了自己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到目前为止,尉氏的县城建成区面积发展到近30平方公里,县城道路铺装率达到96%,县城绿化覆盖率达到35%,全县城镇化率已超过18%。 谈起尉氏县城的建设,县委书记张学勤这样告诉记者,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有序美和无序美的完美结合。也许那平整的路面、宽阔的街道显示不出特色,但那古代文明与现代科技相互映衬的建筑却彰显出了尉氏县的发展轨迹与发展方向。“到2020年,我们的规划面积将达到50平方公里,人口将达到35万,成为环境优美、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中等城市。”张学勤书记的话铿锵有力,这既是向全县人民承诺,又是对这位北宋老人期待目光的回答。 用什么来证明?记者在县委书记张学勤及县长曹法英的会议记录本上看到了这样一组数字:仅今年前9个月,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2亿元,新上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以上的项目近70个,民营企业完成总产值70亿元,农业总产值15亿元,畜牧业整体实力跃入全省16强,“村村通”工程开工32公里, 已竣工22公里……(记者 王刚) 千年古镇展新姿 悠悠运粮河经历了太多的沧桑,见证着千年古镇——朱仙镇的昨天和今天……漫步在运粮河畔,遥想曾有过的繁华,反思曾经历的衰落,人们不禁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紧紧地与古镇的命运联在一起。 朱仙镇在春秋时为启封城西北附近的居民点。五代时期,由于开挖蔡河与汴河相通,该居民点逐渐成为汴梁附近的重要集镇。明朝嘉靖年间,朱仙镇进入兴盛时期,与汉口镇、景德镇、佛山镇齐名,同称中国四大名镇。清康熙年间,朱仙镇盛极一时,成为华北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然而,当历史进入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时候,朱仙镇却开始趋于衰落。特别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朱仙镇内4/5的房屋已被拆去,大批古建筑惨遭破坏。 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成立礼炮的响起,朱仙镇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该镇积极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集市贸易迅速发展。为了再现昔日的辉煌,1986年,朱仙镇将运粮河两岸辟为商业街。1987年,朱仙镇被省政府命名为中州历史文化名镇。2000年5月,该镇被国家确定为“全国100家小城镇综合开发示范试点镇”。特别是2003年以来,朱仙镇成功举办了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活动、首届朱仙镇岳王庙会和中国木版年画国际研讨会暨中国木版年画精品展……这些活动的举办,使朱仙镇名扬国内外,大批国内外游客来到了朱仙镇。为了尽快实现古镇的崛起,朱仙镇政府强力实施“旅游带动、多元化发展”战略,建成了朱仙镇商城、朱仙镇仿宋商业一条街,同时岳飞庙、关帝庙、清真寺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相继对外开放,运河夕照,铁杆栖凤、陨石狮子等一批景观修葺一新,引得人们争相观赏。 55个春秋,一次次的奋起,朱仙镇不仅创造了辉煌而且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 (本报记者 杨杰) 后七步村谱新篇 后七步村,以曹植的《七步诗》而得名;《七步诗》,因道出了兄弟同胞相争之痛、手足之情、相煎之悲而成为千古绝唱。9月30日下午,冒着霏霏的秋雨,记者走进了通许县长智镇后七步村,去凭吊已沉睡千年的古人,感受新中国成立55年以来后七步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相传,三国鼎立时期魏王曹操的儿子曹丕承袭王位后,由于惧怕聪颖敏达、能诗善文、才能出众的弟弟曹植争夺王位,便在一次出征作战的路途中(今后七步村),以“七步吟诗一首”为由,想借故杀掉曹植。面对其兄的多次刁难与迫害,曹植强压一腔怒火,不慌不忙地一步一吟,不出七步,便吟出一首“……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千古绝唱。据传,曹植在魏黄初四年(223年),曾被封为雍丘(今杞县)王,死后葬于宁乡(今后七步村)。明成化九年(1473年)大水,墓冢被大水冲淹,墓穴中惊现一石碑,上书“曹植之墓”。明万历八年(1580年)建祠堂。1983年,县文化部门依碑建亭。近年来,随着曹植墓的不断修缮、绿化,这里吸引了众多国际友人和国内游客。 “光阴难驻亦如客,百年俯仰转眼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为这里的人民群众送走了战乱、送走了压迫、送走了饥饿、送走了贫困。在党的阳光普照下,后七步村群众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2003年,后七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近百倍。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所幻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今已成为现实。目前,该村的粮经比例已达到4∶6,建起饲养小区1个,规模饲养场发展到26家,围绕粮食深加工,村里创办起7家民营企业。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后七步村党支部也没有愧对长眠地下的一代大诗人。尊师重教,是后七步村历届村干部和群众所遵循的一条治村方略。新中国成立55年来,从该村走出了近200名大、中专毕业生,他们为祖国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提起后七步村新中国成立55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村党支部书记张天敬深有感触,吟诗一首: 建立新中国,人民当了家。 生产责任制,群众有温饱。 党的政策好,生活节节高。 在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后七步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将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记者 齐明和) |

